1. 符合法律保留並且目的正當
   現行刑法第41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認數宣告刑均得易科罰金，而定應執行之刑逾有期徒刑六個月時，如仍准易科罰金，恐有鼓勵犯罪之嫌，目的尚屬正當。
   
   
2. 限制易科罰金之範圍不符比例原則
   （1）人身自由之限制具有最後手段性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為憲法第8條所明定，以徒刑拘束人民身體之自由，乃遏止不法行為之不得已手段，對於不法行為之遏止，如以較輕之處罰手段即可達成效果，則國家即無須動用較為嚴厲之處罰手段。
   （2）易科罰金為較輕之處罰手段且有正當性
   易科罰金制度將原屬自由刑之刑期，在符合法定要件下，更易為罰金刑之執行，旨在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就憲法第8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的意旨而言，拘束人民身體自由屬於不得已的最後手段，放寬易科罰金制度適用範圍，具有憲法上的正當性，因此以維護易科罰金制度為宗旨，應屬目的正當。
   （3）限制易科罰金適用範圍欠缺適合性與必要性
   若法官認為犯罪者，不論所犯為一罪或數罪，確有受自由刑執行之必要，自可依法宣告逾六個月之有期徒刑而不得易科罰金；另檢察官如認定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而不宜易科罰金時，依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亦可不准易科罰金。 是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逾有期徒刑六個月，縱使准予易科罰金，並不當然導致鼓勵犯罪之結果，如一律不許易科罰金，實屬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過度限制。

1. 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系爭規定所涉及者為可否易科罰金之要件，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疇，本應採取寬鬆審查標準審查其合憲性；惟如不得易科罰金，即必須受自由刑之執行，該規定雖非直接限制人民身體自由，對人民身體自由仍有影響，故系爭規定是否符合平等原則，應採較嚴格之審查標準予以審查之。是系爭規定是否符合平等原則，應視其所欲追求之目的是否屬重要公共利益，所採取分類標準及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是否經過審慎選擇而具有實質關聯性而定。（林子儀、許宗力協同意見書）
   
   
2. 手段與目的間欠缺實質關聯性
   首先，刑法關於定應執行刑之制度本旨並無使受刑之宣告者處於更不利地位之意。而對各得易科罰金之數罪，由於併合處罰之結果，如就各該宣告刑所定之執行刑逾六個月之情形，依系爭規定即不得易科罰金，致受該項刑之宣告者，原有得易科罰金之機會，得而復失，非受自由刑之執行不可，將形成就已定罪之行為重為對行為人更不利之評價，其結果毋寧與上述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制度功能有悖，與平等原則所要求之法律體系正義已有未符。況且，人民觸犯數罪之情形不一，並非所有觸犯數罪者，如予易科罰金之機會，即有導致鼓勵犯罪之結果。例如行為人犯數罪，而於同一案件審理之情形，法官就各罪所應處之刑，如仍分別為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並得為易科罰金者，即係經斟酌而認為該觸犯數罪者，其犯數罪之行為，予以易科罰金尚不致鼓勵犯罪。系爭規定，關於數罪併罰，雖數宣告刑均得易科罰金，惟如定應執行之刑逾六個月者，未分情形，一律不得適用同條第一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部分，因其所選擇之規範對象，未經審慎選擇而涵蓋過廣，與目的之達成並不具有實質關聯性，不符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故屬違憲之規定。（林子儀、許宗力協同意見書）
   
   
3. 違反實質平等
   刑法第50條、第53條之規定，係採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應併合處罰之原則。如被告在一定期間內先後犯二罪，分別二案審判（各判處有期徒刑六月，均宣告易科罰金），將因前案審理、確定之速度快慢，影響後案是否為前案裁判確定前所犯，而須否與前案合併定應執行刑。倘前案迅速審結（如適用簡易程序），在後案發生前已判決確定，則二罪各別執行，均得易科罰金，無須合併定應執行刑，不生前述定應執行刑後准否易科罰金之問題；反之，如前案審結較慢，在後案犯行發生後始判決確定，二罪須合併定應執行刑，則有因合併定應執行刑逾六月而不准易科罰金之可能。如此因前案審理速度之快慢而造成不同之結果，影響得宣告易科罰金之機會，有欠公允，自不宜因實務運作時程及有無合併定應執行刑而影響易科罰金之機會，導致實質上之不公平。（池啟明協同意見書一、第7點）。 就已執行完畢而刑罰權消滅的情形，也納入定應執行刑的範圍，是一種形式平等的作法，這種作法忽略刑法第54條受赦免者即不必合併定應執行刑的規範意旨。刑罰權一旦消滅，國家即失去處罰人民的權利，遑論定執行刑？平等要建立在有權利的前提之下，一案已經失去刑罰權，一案仍然有刑罰權，本該不等則不等之，但一律重新定執行刑，只是看到平等的假象。現行刑法第41條第2項一律不准易科罰金，看似沒有不平等的疑慮，但同樣只是一種平等的假象。上面的案例顯示，相同的案例不同適用效果，區別標準在於檢察官的執行速度，而檢察官的執行速度，可能取決於運氣，欠缺客觀可預見性，當然不是合理的區別標準。欠缺合理的區別標準，即不可能產生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實質平等結果。（許玉秀協同意見書參、三）

1. 聲請人受理抗告人康０儀提起抗告事件，因抗告人犯公共危險罪，分別經原審法院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6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確定在案。
   
2. 判處有期徒刑3月部分，先行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嗣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原審法院，就前開兩案件定應執行刑，原審法院以97年度聲字第1012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月，並依刑法第41條第2項之規定，未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3. 抗告人不服，向聲請人提起抗告，聲請人因認刑法第41條第2項之規定，有牴觸憲法第23條之疑義，遂依法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解釋。
   

1. 聲請人於96年、97年，各因犯肇事逃逸罪及違背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分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各處有期徒刑6月、3月，均准予易科罰金確定。
   
2. 有期徒刑6月部分，於97年間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嗣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月，未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
   
3. 聲請人不服，向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聲明異議，該法院以97年度抗字第985號駁回其抗告確定，因聲請人認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刑法第41條第2項規定，有牴觸憲法第22條、第23條之疑義，聲請解釋。
   

1. 聲請人先後犯詐欺取財罪，被依接續犯論處，判處有期徒刑10月， 嗣依96年度罪犯減刑條例之規定，減為有期徒刑5月，得易科罰金。
   
2. 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將原判決撤銷，改論處聲請人8次詐欺取財罪之犯行，就各次犯行各判6月以下不等之徒刑，經減刑後，定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不得易科罰金確定。
   
3. 因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41條第2項規定，有牴觸憲法第7條、第8條及第23條之疑義，聲請解釋。
   

1. 聲請人先因竊盜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聲請人不服上訴，經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第二審合議庭駁回上訴確定，並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2. 另聲請人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嗣檢察官就上開二確定判決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經金門地方法院以97年度聲字第40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月確定。
   
3. 檢察官通知聲請人到案執行時，聲請人以其中有期徒刑2月之刑期業經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並曾受羈押18日，請求就剩餘4個月12天之刑期准予易科罰金並分期繳納。經檢察官認不符刑法第41條所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4. 聲請人遂向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聲明異議，經該院以98年度抗字第8號駁回確定。聲請人認該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刑法第41條第2項規定，有牴觸第23條及本院釋字第366號解釋之疑義，聲請解釋。

1. 中華民國24年1月1日制定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41條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或家庭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下稱舊刑法），依其文義解釋，係指被告犯單一罪責，而該罪之法定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經判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者，法院始得併予宣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於被告於裁判確定前犯數罪，依刑法第50條或第53條之規定，應合併定其應執行刑者，所定之應執行刑，能否易科罰金，其條件如何，舊刑法原無明白規定。惟向來審判實務，以上述舊刑法第41條規定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為易科罰金之條件，乃認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刑度屬於短期自由刑。而易科罰金制度旨在救濟短期自由行之流弊，是被告所犯數罪，縱然原各得易科罰金，但因合併定應執行刑之結果，已逾六月者，即非屬短期自由刑之有期徒刑，「比照」舊刑法第41條規定之標準自不得易科罰金。此因立法上之疏漏而「類推適用」，且未必有利於被告或受刑人，有無違反罪刑法定主義之精神，非無疑義。
   
   
2. 舊刑法第41條所謂，「因身體、教育、職業或家庭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得易科罰金，係指受刑人於執行之際，其受刑之執行如顯有困難之情事，由檢察官斟酌是否准其易科罰金而言，並非規範法院於審判中即須審酌被告有無上述執行顯有困難之情事，據以裁量准否易科罰金。蓋審判中至判決確定執行之時尚有一段期間，有時長達數年，審判中有執行困難之情事，至執行時未必仍然存在，如審判中被告係學生，因教育關係而有執行困難，但迄執行時其已畢業或輟學，而無執行困難；又審判中被告身體健壯並無執行困難之情事，但執行前發生車禍受傷癱瘓，或入監後罹患重病，即有執行困難，此非審判中所能預見。是故法院審判中，顯無從審酌被告日後有無執行困難之情事，以預為決定准否易科罰金，其所以於判決中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僅在依法定條件併予宣告，資為日後檢察官執行時折算易科罰金之依據而已。倘符合該第41規定之條件，法院即應併予宣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尚無裁量准否易科之餘地。至於執行時准否易科罰金，係專屬執行檢察官之裁量權，亦非法院所得干預之。是中華民國90年1月1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增定但書：「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即補強規定准否易科罰金，係執行時檢察官針對個案考量之事項；且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前段亦明定：「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足以明示准否易科罰金係執行檢察官之職權。因此，先前審判實務認為合併定應執行刑逾六月者，即不予宣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而不准易科罰金，未就個案考量有無執行困難，由法院逕予剝奪受刑人原有易科罰金之機會，干預執行檢察官之職權，尚與舊刑法第41條之立法意旨不符。
   
   
3. 本院大法官於83年9月30日作成釋字第366號解釋，即闡釋裁判確定前犯數罪，分別宣告之有期徒刑均未逾六月，依舊刑法第41條規定各得易科罰金，因依同法第51條併合處罰定其應執行之刑逾六月，致其原宣告刑改為不得易科罰金，使被告原有易科罰金之機會，得而復失，須受有期徒刑之執行，造成對人民自由權利之不必要限制，與憲法第23條規定未盡相符，對於併合處罰之案件，上開第41條關於易科罰金以六月以下有期徒刑為限之規定部分，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嗣於90年1月1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41條，即增訂第2項規定：「併合處罰之數罪，均有前項情形，其應執行之刑逾六月者，亦同。」以為配合，並作為數罪併罰案件准否易科罰金之法律依據，洵屬正確。
   
   
4. 詎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之現行刑法第41條文，將上述第2項修正為：「前項規定於數罪併罰，其應執行之刑未逾六月者，亦適用之。」其反面解釋，規定數宣告刑雖均得易科罰金，但合併定應執行之刑逾六月者，不適用同條第1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即原經判決宣告易科罰金之數罪均不准易科罰金，回復至釋字第366號解釋以前之情形。而其立法理由僅稱，合併定應執行已逾六月者，已非短期自由刑，如仍許其易科罰金，實已扭曲易科罰金制度之精神云云。明顯與本院釋字第366號解釋意旨不符。且法院於裁判時，就各罪之刑責斟酌量處六月以下或逾六月者，均係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輕重之標準詳細審酌之結果，必也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或所生之危險、損害等較為輕微者，始從輕量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刑責，並依法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倘被告所犯之罪若有犯行惡性較重、或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嚴重者，法院儘可直接判處七月以上有期徒刑，根本不予易科罰金之機會，何必於從輕量刑且均宣告易科罰金後，再依刑法第50條規定於定執行刑時不准易科罰金，豈非多此一舉，而與事理有違。
   
   
5. 犯數罪各經從輕判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併宣告得易科罰金者，應係犯罪情節輕微，或許係小過不斷，或不慎偶犯數罪，譬如犯行政刑罰或過失犯，其惡性未必較犯單一罪者為重，如合併定應執行之刑逾六月，即一律不准其易科罰金，其標準過於嚴格、僵化，限縮易科罰金制度之適用範圍，不符易科罰金旨在救濟短期自由刑流弊之立法本意。
   
   
6. 刑法第50條、第53條之規定，係採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應併合處罰之原則。如被告在一定期間內先後犯二罪，分別二案審判（各判處有期徒刑六月，均宣告易科罰金），將因前案審理、確定之速度快慢，影響後案是否為前案裁判確定前所犯，而須否與前案合併定應執行刑。倘前案迅速審結（如適用簡易程序），在後案發生前已判決確定，則二罪各別執行，均得易科罰金，無須合併定應執行刑，不生前述定應執行刑後准否易科罰金之問題；反之，如前案審結較慢，在後案犯行發生後始判決確定，二罪須合併定應執行刑，則有因合併定應執行刑逾六月而不准易科罰金之可能。如此因前案審理速度之快慢而造成不同之結果，影響得宣告易科罰金之機會，有欠公允，自不宜因實務運作時程及有無合併定應執行刑而影響易科罰金之機會，導致實質上之不公平。
   
   
7. 若所犯數罪分屬二裁判以上者，被告因「信賴」各罪宣告均得易科罰金而不用入監服刑，乃一併放棄第二審上訴，事後卻因檢察官依刑法第53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合併定應執行刑，被告於收受裁定後，始悉因合併定執行刑逾六月而全部不得易科罰金時，幾乎已無救濟之機會，此種情形無異藉定應執行刑而變相加重處罰，非只有突襲性裁判之嫌，且將造成侵犯人民身體自由之結果，何況此部分採書面審理而未予受刑人表示意見及充分行使其訴訟防禦權之機會，亦顯有違反公平審判之原則。
   

1. 於易科罰金專屬刑罰的執行技術問題，數罪合併所定應執行刑，應指最終定應執行刑的宣告，而不是學理上所謂的宣告刑。
   
2. 應執行刑超過六月，已非短期自由刑，不應易科罰金，否則會扭曲易科罰金制度的精神。
   
3. 單一罪的易科罰金限於六月以下的宣告刑，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超過六個月，卻仍得易科罰金，可能鼓勵多次犯罪。

1. 學理上的宣告刑？
   立法理由提到學理上有「法定刑」、「處斷刑」、「宣告刑」、「執行刑」等區別，但是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所謂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應指最終應執行之刑的宣告，而非指學理所謂「宣告刑」，應該可以理解為定執行刑，也是在宣告最終要執行的刑。這個說明，目的應該是在於就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的宣告，作文義解釋，表示這個宣告包括一罪與數罪併罰之後的宣告，不僅一罪的執行刑等於宣告刑，數罪併罰之後所定的執行刑，也是宣告刑。至於努力和區別「法定刑」、「處斷刑」、「宣告刑」、「執行刑」的學理區隔，則看不出有何必要？和修正主張有何必要關聯。因為「法定刑」、「處斷刑」、「宣告刑」、「執行刑」這幾個概念，除了法定刑之外，其餘都是裁判操作的結果，可以都是描述相同的對象，因為從一重處斷或擇一處斷的刑，可以等於宣告刑，等於執行刑。他們其實都是實務運作上的概念，並沒有什麼深奧的學理可以說明，不必提到這些概念的區別，還是可以直接說明定執行刑，就是宣告最後應執行的刑。立法理由這樣虛晃一招，非但不能增加說服力，還讓人懷疑立法者是不是真懂問題所在。
   
   
2. 易科罰金和定應執行刑有因果關聯？
   同樣的，說明數罪合併所定的執行刑也是宣告刑，為什麼需要「基於易科罰金應否採行，專屬刑罰之執行技術問題」這個理由，也不容易理解。
   立法理由的說法，其實已經表示易科罰金屬於刑罰執行的技術問題，和數罪合併所定執行刑也是宣告刑，是兩件毫不相干的事，卻又將毫不相干的兩個制度，說成有因果關聯，顯然互相矛盾。倒是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正因為認為二者沒有關係，才會認為易科罰金是否應該准許，不應該受定執行刑制度的影響。所謂「基於易科罰金應否採行，專屬刑罰之執行技術問題」這個立法理由，顯然不能夠用以支持推翻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的立法決定。
   
   
3. 何謂刑罰執行的技術問題？
   為何易科罰金採行與否，專屬刑罰的執行技術問題，立法理由沒有進一步說明。如果理由是：法院判決時只是訂一個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而已，以便將來檢察官如果准許易科罰金時得以折算罰金數額，所以法院對於法律規定得以宣告易科罰金案件的判決，一定是宣告如易科罰金，以多少元折算一日，待案件判決確定後，移送檢察官執行，執行檢察官即應衡量有無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但書情形，以決定是否准許易科罰金。則似乎包含二個重點：第一、易科罰金與否，屬於檢察官的裁量權；第二、之所以要求法院判決應記載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目的是為方便檢察官作成易刑處分。可是這樣的說法，不僅違背法規範的目的，也與實務操作方式不合。
   一者，無論支持或反對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的見解，都認為易科罰金制度在於防杜短期自由刑的流弊，也主張應該放寬易科罰金的適用條件。在這種所謂的寬容的刑事政策之下，立法機關不僅在九十年修正二十四年制定公布的刑法第四十一條，將適用對象從犯罪中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放寬至犯最重本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並且在九十四年修正刑法時，將「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例外方得易科罰金的規定，修改成凡獲判六個月以下短期自由刑，原則上應准予易科罰金，只有「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的例外情形，執行檢察官方得不准易科罰金。藉由例外與原則的更改，以往被告聲請易科罰金，必須舉證證明有得易科罰金的情事，至今轉變成檢察官必須舉證證明不對行為人執行自由刑難收矯正的效果，或難以維持法律秩序。也就是只有極少數的例外情形，不許易科罰金。而縱使檢察官有權決定得易科罰金與否，決定時所倚賴的基礎，還是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但書的要求，也就是說檢察官仍然必須衡量，行為人是否有不准易科罰金的理由，才可以拒絕行為人易科罰金。除此之外，獄政主管機關也肯認，放寬易科罰金的適用範圍，有抒解監獄收容壓力的功能，在在顯示易科罰金與否，在刑事政策上顯然擔負重大的任務。不知執行技術性問題的說法，依據何在？
   二者，現行實務作業，被告對於檢察官不准易科罰金的執行決定，可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規定，向法院聲明異議，如果法院認為檢察官的決定不當，可以裁定撤銷，並命准予易科罰金。如果易科罰金的採行與否，只是刑罰執行的技術規定，法院可以並且有必要審查檢察官合法的裁量嗎？所以不可能只是法院應該給檢察官一個折算標準，以方便執行作業而已。

1. 定執行刑是最終宣告刑的意義何在？
   「定執行刑是最終應執行刑的宣告」與「定執行刑超過六個月即非短期自由刑」這兩句話的意思，應該是一旦定執行刑，各罪原宣告的宣告刑就不存在了，只有一個宣告刑。
   這種觀點十分容易理解，但是本件聲請及類似案例所牽涉的問題，也就是釋字第三三六號解釋的個案背景，是原宣告刑已經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也就是對該部分犯罪的刑罰權已經實現並且消滅，則如果只因為數罪應合併定執行刑，各罪原宣告刑就消滅，當個別犯罪的宣告刑已經執行完畢時，該等罪的宣告刑還能存在嗎？既然理應不存在，又如何復活，而與他罪合併定執行刑，然後讓各別六個月以下的短期自由刑宣告，變成修法理由所謂超過六個月的非短期自由刑？如果個別宣告的短期自由刑，均個別迅速執行完畢，難道個別的宣告刑還應該存在，重新定一次不執行的執行刑？如果個別宣告的短期自由刑，均個別迅速執行完畢，即不必再定執行刑，那麼只剩一個宣告刑時，為何不可以單獨執行，而必須再定執行刑？
   要回答這些問題，顯然至少必須說明，從數罪併罰定執行刑制度的本旨，如何允許已經執行的刑罰，作為數罪合併定執行刑的基礎。但是從立法提案討論過程及修法理由中，不曾看到立法機關針對個案適用時，也就是本院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所認為適用違憲法律的個案，可能產生的問題有所回應，因此無從知道立法機關是否已經審慎思考法律適用的各種情形。
   以本件聲請的原因案件為例，如果一罪易科罰金之後定執行刑超過六個月，因為易科罰金已執行，只需另行執行有期徒刑五月（應執行刑八月，扣減已經執行完畢的三月）。假設易科罰金尚未執行，則執行八個月有期徒刑。豈不是因為個案執行速度快慢，而可能產生犯罪相同、量刑相同，但最後未必執行自由刑的差別待遇？這不正是現行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製造的不平等？立法機關可以視若無睹、不給個交代嗎？
   
   
2. 扭曲易科罰金制度？
   「定執行刑超過六個月即非短期自由刑，如果准許易科罰金，會扭曲易科罰金的制度。」這樣的說法，只要看懂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的文字，大約可以理解一二，因為宣告超過六個月自由刑，即不具備易科罰金的條件。但是提出這個答案，並沒有針對問題回答。 問題是：如果原宣告刑均得易科罰金，為什麼只因為定執行刑超過六個月，原宣告刑就失去效力？沒有原宣告刑，哪來的數罪應執行刑？只回答定執行刑超過六個月即非短期自由刑，顯然太過簡單，而如果答案是數罪合併所定應執行刑，應指最終定應執行刑的宣告，則屬循環論證，並沒有提出理由。 立法機關沒有說出來的考慮，應該就是數罪行為人，既然犯數罪，合併定執行刑超過六個月，表示法院已經認為該行為人應受較長期的自由刑矯治。宣告短期自由刑，是針對較輕微的犯罪，所以可以易科罰金，較嚴重的犯罪如果准許易科罰金，不符合易科罰金制度的本旨。 表面上看起來，個別犯罪輕微，一旦犯數罪，則行為因為侵害較多法益，具有較高不法，行為人所呈現的惡性亦較嚴重，理應承受較重處罰。但是當一個人有數個犯罪，最好就像修法理由所舉的犯十罪，法官在個別量刑時，卻都僅宣告五個月有期徒刑，又是為什麼？犯數罪的行為人如果在犯各罪時，都屬輕微，所呈現的意義，可能就是犯罪人是一個粗心大意、小錯不斷，但大過不犯的人，這樣的人不會因為犯許多的小錯，因此變成大惡之人，也不會因此必須進行自由刑的機構性矯治，才能根絕犯錯習慣。而如果所犯許多小錯，是因為不諳法律所致，數罪併罰時，除了法益受多次侵害之外，行為人人格上的缺陷並沒有因此比犯一罪時嚴重。法官如果認為行為人未必需要機構性處遇，而給予易科罰金的機會，就是科處未超過六個月的短期自由刑，仍然是理由充分。這和法官是否應該各別就所犯的罪量刑，不能把別的罪納入考慮，以及法官是否知道被告尚有他罪未發，並無關聯。至於本號解釋的原因案件，均屬犯兩罪的情形，與立法機關所想像的嚴重情形，均不相同，更沒有非受自由刑不可的道理。 如果應該用簡單的算數加法理解論罪量刑的標準，又用簡單的算數加法理解行為人應該受何種處罰，以及是否可以易科罰金，比較能發揮處罰的效果，現行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授權檢察官判斷是否「執行自由刑難收矯正的效果，或難以維持法律秩序」，豈不是太多餘？或者太為難有裁量權的檢察官和法官們？

1. 1.牴觸立法者對「短期自由刑」的「重新價值評斷」：誠然，憲法並未對「短期自由刑」之制度有任何著墨，只要符合於比例原則，而任諸立法者決定此制度之細節。至於對符合短期自由刑條件，而准予易科罰金的制度，乃在緩和自由刑的嚴厲性，並矯正短期自由刑的（無用）弊病，立法者也早已肯認此制度必要性，才會在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起公布此制度，並由同年七月一日起實施至今，已達近七十五年之久。這個得易科罰金的制度，也經歷幾次的變動，例如由最重本刑為三年，改為五年（九十年修正）；由以得易科罰金為例外，改為可易科罰金為原則，以不易科罰金為例外（九十年）；以及本次釋憲所涉及的超過六個月仍可否易科罰金的兩次修法（九十年、九十四年），都是立法者重新判斷短期自由刑易科罰金的成效問題。由九十四年修法的廢棄九十年的舊規定，乃是（由修法理由）明白顯示的：「如果每個案件都單獨處五個月，十罪併罰，如定應執行刑為四年，故已不屬於短期自由刑，自然不許易科罰金」。因此，這是明確由立法者「立法解釋」關於構成短期自由刑概念的要件，應受釋憲者的尊重。既然得易科罰金制度的本意既然在於—濟短期自由刑的功能不彰。所以對於只擔負—也就是「總共」只承擔—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的行為人，才有一旦服此短期自由刑，即無達到刑事政策所預期目的之可能。但既然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已超過六個月，行為人所承擔非難性之高，自然有必要入監服刑，刑事政策的預期目的亦可望達成。否則自由刑的制度也無存在之必要。如不採此見解，即來呈現出這種「宣判長期自由刑」又可易科罰金荒謬現象。吾人試舉兩則在九十四年修法前的判決案例，來作驗證：
   
   （1）第一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訴字第一四一○號刑事判決：曹○松商業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詐術逃漏稅捐，共玖罪，各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2）第二則：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簡字第四一一號刑事簡易判決：劉○○娟共同連續行使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又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以詐術逃漏稅捐，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以下另有六個相同罪名）。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
   
   上述兩個判決在系爭條文修法前，所顯現出「非短期自由刑」，反而可以透過易科罰金，無異「質變」為「短期自由刑」，也是對短期自由刑概念的濫用，才會促成立法者對此制度價值判斷的重新認定，從上述案例已作了十足的說明。

1. 2.配合刪除連續犯及牽連犯之規定：九十四年修法時，已經呼應刑法界長年來的呼籲，刪除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德國與日本）刑法總則內早已刪除陳舊的連續犯或牽連犯的制度。改採一罪一罰，以符合刑事正義。在實施連續犯的時代，儘管行為人所犯數行為，可以一罪論，對個別行為雖可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但宣判時認為一罪，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舊刑法第五十六條），即可輕易越過六個月門檻。但九十四年修法後已無法運用連續犯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至於九十四年對系爭規定的修正理由，並未提到與刪除連續犯、牽連犯之關連，不過學界所做的實證分析，也顯示出來單純犯一罪，例如：普通竊盜罪，多判處在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但在連續竊盜時，往往超過六個月以上刑期。然若得以易科罰金，顯然與論罪科刑的衡平原則不符。也因此，刪除連續犯的用意，可以釐清學界及實務界對多個行為是否基於統一犯意長年糾纏不清之疑慮，明白規定一罪一罰的法律責任，也有釐清與補充系爭規定的妥善性功能。
   
   
2. 3.誇大「損害行為人既得利益」之弊病：本號解釋理由書第三段提及系爭規定有：「…由於併合處罰定其應執行刑之結果逾六個月，而不得易科罰金時，將使原有得易科罰金之機會喪失，非受自由刑之執行不可」之語。此用語乃源於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指摘損及行為人之「既得利益」。這個見解亦令人費解。誠然憲法基於信賴保護，對於人民合法獲得的權利，必須加以保障。而此所謂的「合法權利」（wohlerworbene Rechte），必須以人民依據當時合法及合憲的法規擁有之權利而言，欠缺法律基礎即不得承認之。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使用此「既得利益」的概念—當時法條並無明白賦予此地位—，已不無疑問。現本號解釋否認九四年以後立法明白不承認的「可易科罰金權益」，還使用這種「得而復失」用語，顯然難令人信服。
   
   倘若吾人基於這種「任何」對行為人較有利的併罰及易科罰金法律規定，都不容許立法者刪減其受益範圍，那麼對九十四年刪除連續犯及牽連犯，是否也可能導致行為人權益之「得而復失」？這種疑慮並非無據。即以第三案（併案處理）原因案件（葉○滿）為例，該案件第一審（臺中地方法院九十七年度易字第六六七號）刑事判決，以行為人所犯九次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五月，得易科罰金；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認被告非基於單一詐欺犯意，分別併罰，經減刑後，改判應執行有期徒刑一年，而不得易科罰金。
   
   茲再舉一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九十四年度訴字第一六五三號判決：被告顏○森涉嫌貪污，共有十個犯罪行為，各處有期徒刑六個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四年二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折算一日。案經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九十六年度上訴字第八五五號判決，關於原判決關於顏○森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拾罪）部分撤銷。顏○森連續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減為有期徒刑壹年玖月。不得易科罰金。裁判理由雖以連續犯論罪有利於行為人，然卻忽視了該各罪原本可易科罰金之有利於行為人，卻因連續犯制度對行為人的刑期長短有利，然而卻犧牲可易科罰金，而免入監服刑之好處。試問：是否也不許可刪除連續犯制度，以防止更不利於行為人的後果乎？

解釋理由書

參考資料